坐落在阜阳市西郊的安徽省阜阳乡镇企业学校，就像一座美丽的花园，一片片草坪碧绿如茵，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互相掩映。18幢教学楼、实验楼、学生公寓楼气势恢宏，微机中心、先进的电教设备和实验设施一应俱全。
阜阳乡镇企业中专学校占地156亩，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总投资5800万元。学校开设11个专业，在校生近3000人。美国、日本等7个国家和联合国农村考察团参观后，大加赞赏。
谁也难以想象这竟是农民企业家张贺林个人出资兴办的。
阜阳乡镇企业中专学校虽创办只有13年，但已桃李满天下，硕果累累，到今年暑期，学校为社会输送各类人才8000余名，其中大部分成为乡镇企业的技术、业务和领导骨干。阜阳市由省政府命名的27家“明星企业”中，有23个企业的负责人是该校毕业生，全市“十强”企业中的7名厂长、经理，500家骨干企业中的430名领导或业务骨干，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阜阳乡镇企业中专学校像一块丰碑记载着张贺林为农村培养人才的功绩。
张贺林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尊师重教先进个人、全国创业之星、安徽省精神文明先进人物等光荣称号。
1996年9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这所学校时高度称赞张贺林这种艰苦奋斗、兴学富民的精神，称他是“中国的脊梁”。
一个普通的农民，发了大财后自己不享受，却投巨资办学校为社会培养人才，常人难以理解。
家住阜阳市的张贺林祖辈是农民。他目睹农村的贫困，从小就立志长大了要为农民做点事。上小学时，他就牢记母亲的谆谆告诫：读好书才能有出息。
他农中没毕业，赶上“文革”，便失学在家。怎样为农民办事？他第一想到去喂牛，牛养肥了好耕田。他学过木工、泥瓦匠，也拜师学过医，目的是为乡亲们服务。
张贺林头脑活络，又能吃苦耐劳，70年代当上一家大窑厂厂长，后又当上公社、区社队企业办副主任，经历使他认识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
80年代，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张贺林辞去公职，自己经商办企业，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一时间，上门求经的人络绎不绝，尽管他苦口婆心，毫无保留地献出“秘方”，然而不少人还是收效甚微。他依稀感到，是文化、知识限制了农民的脑袋和手脚。
改革的深入，市场竞争的激烈，部分原来红火的乡镇企业走下坡路了。张贺林十分敏感，他到不少企业调查研究，将成功与失败的企业对比，发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人才。
张贺林成了富翁，看到周围农民依然很穷，心里不是味，他曾想把自己的钱分给乡亲，细想，救济难救贫，给一碗水不如打一口井。办企业能带一伙人致富，但办企业要人才，治穷先治愚，治愚办教育，张贺林下决心办个乡镇企业学校，为农村培养自己的企业经营人才。
张贺林到厦门，几次去集美学区参观。在陈嘉庚墓前，他肃然起敬，深深地鞠了几躬。陈老先生的博大胸怀、远见卓识感召了他。张贺林铁了心，“倾家荡产”也得办个学校。
1985年6月30日，张贺林给阜阳县政府递上一份创办“阜阳乡镇企业管理学校”的报告，表示不要国家投资，自愿集资，自己负责，为全县农村致富奠基、培土、加石，并申明必要时把学校无偿交给国家。
1985年8月10日，阜阳县政府批准张贺林创办乡镇企业管理学校。
好事未必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从此，张贺林走上用血和泪铺成的艰辛的办学路。
有了办学的出生证，张贺林忙着买地建楼招聘教职工，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动员两个弟弟停办企业来帮助建学校。
谁知在盖教学楼关口上，建筑材料突然大幅度涨价，资金出现了缺口，张贺林焦急不安，连续半个月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觉，他四处奔走筹资。
不久一场更大的风波降临了，有人诬告张贺林挪用代管企业资金。这就为整张贺林的部门领导提供了借口。工作组来势汹汹，不搞出问题决不罢休。银行帐号冻结了，张贺林的企业里人心惶惶，纷纷携款而去。
张贺林陷入困境，企业经营活动、建校全停了。工作组三进三出，他有嘴难辩，有理难申。他急得眼睛几乎失明，再加之悲愤、积劳成疾，竟大病一场，半年卧床不起。腰椎变形了，身上多处溃烂，大小便靠夫人架着，夫人不在自己往厕所爬。大便有时几天不通，疼痛难忍，舍不得花钱进医院，就叫妻子用手掏。全家人常围着躺在床上的他哭作一团。
张贺林还未摆脱病魔，夫人又病倒了，孩子接着又开刀手术。他看着年迈的父母、妻子儿女跟着自己受苦受难，他咬牙坚持着。
暴风雨过去了，实践证明张贺林是清白的。
1986年底，第一期乡企建筑管理培训班开学了，地县领导和各界人士前来祝贺，校内外一派喜气洋洋。创业一年，张贺林的体重整整掉了60斤。
开学初，学生口粮一时难以解决，张贺林动员双亲、兄弟妹妹把家里粮食贡献出来。他把家搬到学校，全家人住在校门口，日夜护卫学校。两个弟弟帮他管理学校，3年未拿一文工资。
最让张贺林伤神的是如何办学，他有自知之明，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农民办企业还凑合，办学完全是外行。社会实践使他崇尚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校园正中树着陶行知塑像，学要致用，理论要与实践对得上，为此，他明确规定办学宗旨：为一方需要、办一方学校、育一方人才、富一方百姓。
办好学校要有好学风，他思索了多少日夜，定了一个校训：校长毋负重托，教师莫误子弟，家长望子成才，学生故当自立。他说校长、教师、家长、学生形成一个整体，才能育出合格的人才。
张贺林制定了一个四结合的办学方法：长学与短训结合、自办与联办结合、校内教学与送教上门结合、乡企人才与社会各类人才培养结合。教学形式也需多样化，有学制3年的普通中专班，学制二年的成人中专班，也有各类短训班。为了适应社会需要，还与安徽工学院联办大专函授班，已有80人获得大专文凭。
学校的管理，张贺林认为不能照搬公办学校的管理办法，处室一大串，官儿一大堆。按照他的思路，目前，全校3000名学生，行管人员仅22人。
张贺林改革用人制度，实行“三个打破、校内粮票”制，前来应聘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打破原职务、原职称、原级别，根据工作实绩和水平定报酬与职务。
为了办好学，张贺林不单自己爱动脑筋，更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求贤若渴，常为了请高水平的教师四处奔走，多方联系，几顾茅庐。
13年，张贺林利用办企业挣的钱投资办学5800万元，最近，他又买了350亩地，投资2000万元，加起来已是7800万元。
张贺林的家仍旧住在原先几间旧房里，家具还是结婚时妻子的嫁妆，全家无一样值钱货。张贺林开玩笑地说：“夜间不用关门睡觉。”
张贺林全身没有值钱的衣服，一件15元钱的中山服穿了15年，10元钱一条的裤子穿着挺好。他给老婆定了个规矩，一套衣服不准超过100元。老婆花80元钱给他买一件衬衣，到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时才舍得穿上。1994年，原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张贺林办学座谈会，省教委因觉他穿的太寒酸，给他买了套西服。
对生活，张贺林有“三不”标准，即不穿高档服装、不进高档饭店、不住高档旅社。办学有“四个一”，不要国家一分钱、不乱花一分钱、不多花一分钱、不少花一分钱。
不乱花一分钱，主要指自己消费。出差，他经常选择夜间走，可节省住宿费。走时，用塑料袋子装满大馍，省得下饭店。渴了喝自来水。一次去海南怀揣60万元现金，口渴难忍，转几圈未舍得买饮料喝。他想，二罐饮料钱就够买一个课凳。最后，他拿着可乐大瓶接了一瓶自来水喝起来。
1993年，他承包拆迁省乡镇企业局旧房子，夏日炎炎他带头干活，把拆下的几百个钢制门窗运回学校建房，一次节省了20万元。但他身上却晒脱了几层皮，回到家便病倒了。
办学该花的钱一分不少花。学校建微机中心和搞电教设备，张贺林出手大方，一次投资220万元，毫不含糊。有人劝他少买或买差一点的，他说，要干就搞先进的。结果200台微机全是586。
1994年，阜阳地委、行署奖励张贺林一套别墅式住宅，张贺林并未搬家，而是把它变卖了用于办学。
张贺林办学得到社会承认，中央和省市也给了他很多荣誉、奖励。荣誉面前，张贺林叮嘱自己：头脑不热、尾巴不翘、步子不乱、劲头不减。他的梦是在新征的350亩地上建立一个颍州学村，建立一个一条龙的人才培训基地。
对学校的未来，张贺林有更长远的考虑，管理要上水平，教育要上水平，培养更高级的人才。到了现在这一程度他觉得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便决定把学校无偿地交给国家，请更高明的人来管理学校。他说，钱来自社会，应当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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